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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農夫導演”焦波:趕快去拍,去搶,去留存

2020-12-14
00:09
大連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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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焦波在《鄉村里的中國》拍攝現場。

  ▲焦波在《鄉村里的中國》拍攝現場。

  ▲《出山記》里的村子。

  ▲《出山記》里的村子。

  他曾花30年拍攝《俺爹俺娘》,給自己父母留下12000多張照片和600多小時影像,他曾用10年拍攝《川流不息》,記錄幾個汶川孤兒的震后青春。2012年2月初開始,56歲的他帶著5個平均年齡21歲的年輕人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北方小村子住了373天,拍出囊獲華表獎、白玉蘭獎、金雞獎、中國紀錄片學院獎評委會大獎等20多個紀錄片獎項的《鄉村里的中國》,那是他首次以紀錄片導演而非攝影師的身份,出現在公眾面前。

  他是焦波。

  這位今年64歲,被公認為最會拍農村、最會拍農民的紀錄片導演,近五年來,總是忙著趕赴各種各樣的“戰場”,用鏡頭攝取一場大“戰役”的片段。他要拍的可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“戰役”——中國的脫貧攻堅戰。村莊每天都在變,焦波急于用鏡頭記住歷史,參與這場泥土地上的變遷。“要快,要跟上脫貧攻堅的步伐,像拍《俺爹俺娘》那樣,趕快去拍,去搶,去留存,完了再慢慢打磨。”

  堅持在泥土里種植故事

  不知何時起,焦波有了“農夫導演”的稱號。一方面,是因為他的鏡頭始終對著鄉土中國,對著農民的故事;另一方面,也是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,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幾十年,他還會說自己是農民。他說這是“雅號”“桂冠”,要永遠珍惜,要堅持在泥土里種植故事——不管拍哪部片子,焦波團隊至少要在當地拍上一年,就像農民在泥土里種植莊稼一樣。

  焦波自己也是泥土里長出來的。

  他出生于山東淄博一個叫“天津灣”的村子。父親是村里的木匠,讀過4年私塾,《論語》倒背如流,會跟兒子講生活中的道理,比如,“鋸要一鋸一鋸拉”,拉大鋸很容易,但學木匠卻要先拉3年大鋸,為的是用3年磨踏實性子。

  母親個子只有1米41,裹著小腳,卻能天不亮就磨完煎餅面,好讓孩子們多睡會兒覺。焦波問母親,你一個人是怎么推完的?推的時候在想什么?母親說什么也沒想,就是抱著磨棍使勁往前走,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嘛。

  “智者在民間。農民并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愚昧,他們在土地上的思考,很生動、很鮮活。我喜歡鄉村,特別想給農民樹碑立傳,告訴大家,當代農民是什么樣的。”焦波說,“我覺得中國農民身上的一些精神,恰好是時代需要的。”

  1988年,焦波在《淄博日報》做記者,第一次拍攝圖片故事,講述一個叫上雀峪的嚴重缺水山村,老百姓多年來為了等水,每晚都抱著被子和水桶,睡在泉水邊。報道刊發后,在各方幫助下,村里終于打了水井,焦波又去拍村民們咕咚咕咚喝水,圍著水井笑逐顏開的畫面,有個80多歲的老太太,顫巍巍走過來跟他道謝,說:“焦記者,等你退休了,我們養活你。”

  后來,焦波調到北京,進了人民日報社。他的創作視野卻依舊向下沉淀,從胡同里的“民間外交家”到北京最后一代掏糞工人,他拍攝大量百姓故事,同時,也繼續拍著《俺爹俺娘》。

  多年后,爹娘走了,焦波開始拍攝爹娘的“爹娘”——中國鄉村。作家程紹武覺得,焦波作品中貫徹始終的人民性讓人聯想到杜甫,“從杜甫的詩中,我們能看到社會的變遷、人民的疾苦,所以稱他的詩為‘詩史’,而焦波就像影像界的杜甫。”

  他們出山不易,進城更難

  云南傈僳族村莊老窩村,位于海拔4300多米的老窩山上,交通閉塞,雨季泥石流頻發。這是個“直過民族”村落,就是新中國成立后,直接由原始社會跨越幾種社會形態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村落,這里的村民仍保有一種與世隔絕的古樸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。

  2019年秋,攝制組進村拍攝。今年夏天,村民集體搬遷到老窩新村,老窩村就此成為中國最后消失的幾個傳統村落之一。與此同時,焦波團隊另一支幾人小隊,正在貴州一個侗族大歌傳承地,拍攝村里如何傳承大歌,如何發展鄉村旅游,助力鄉村振興。“脫貧攻堅5年時間,我想盡量多拍幾個不同地方,看看不同民族、不同生活方式、不同條件下的村子不同的脫貧攻堅過程。”焦波說。

  他拍攝山東菏澤的“淘寶村”丁樓村,看一個曾經的貧困村里,一群普通農民怎么在互聯網浪潮中乘風破浪。“淘寶村”是指中國特有的網商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10%以上,且電子商務交易規模達1000萬元以上的村莊。

  在貴州遵義,他拍下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村民走出大山的過程,叫《出山記》,又拍下遵義新區新中街道幸福社區里,一群通過易地搬遷進城的農民如何慢慢融入城市的過程,叫《進城記》。

  出山不易,進城更難。

  在《出山記》里,老房子被拆掉,有村民抹著淚說我知道這是好事,但修這個房子不容易;村支書申修軍挨家挨戶做搬遷動員,挨罵甚至挨打,回家后被妻子埋怨……

  在《進城記》里,青年覃猛在夜里騎著電動車,張開雙臂唱歌,說:“政府給我的不僅是一套城里的房子,更是一個平臺……”拉扯大8歲兒子,照顧70多歲老父親的楊多晏因為視力問題在城里被老板辭退,獨自蹲在路邊抽煙,又獨自靠在醫院凳子上搓臉。一場大雪后,他帶厭學貪玩的兒子回老家,站在一片空地前,他跟兒子說:“娃,這是我們原來住的地方,你還記得奶奶和你住哪個房間嗎?我們養羊在哪里、養雞在哪里嗎?”他抬手指向茫茫雪地里不同方位,“你記住了,那個地方永遠是養雞養羊的地方!那個地方永遠是你住的地方!這個地方永遠是楊氏門宗的地方……我為什么把這所有都不要了?就是希望能夠讓你受到好的教育,能夠讓你受到好的熏陶。”回程時,楊多晏背著兒子下山,邊走邊跟兒子念叨:“抱緊我,你看,我們回家的路好難走啊,我老了你要背我走啊……”

  農民的生活太不容易了,基層干部的工作太不容易了,脫貧攻堅太不容易了。

  即便倒在田野里也高興

  有人問焦波,都退休年紀的人了,獎已經得了那么多,還過得這么累,圖什么?

  焦波承認年齡不饒人,但他說,做喜歡的事不容易累。“我說的是心里話,那種享受可太享受了。”

  對于記錄,他發自內心地喜歡,“平常人誰知道老窩山那種最邊遠、困難的地方,人們怎么生活?誰知道他們怎么從那里搬遷到新村?我們,用攝影機把這些記錄下來。”

  “我想干什么,一定拼上全力去干,全身的血液都想貢獻出去。”焦波想告訴年輕人,要趁年輕,把各種錯都犯掉,想干什么趕快去做,摸索出適合自己的路,再鍥而不舍走下去,這樣的人生就多半能無憾了。

  就像他選擇拍攝鄉村。“中國鄉村比哪個(國家)范圍都大,中國農民也比哪兒都多,我擅長這個,又喜歡這個,尤其別人不愿拍、覺得苦的地方,我就想去拍。雖然有時候也想嘗試點別的題材,但每個人能干好屬于自己的一件事情,就很好了。”他笑著說自己還要再拍30年鄉村,“就看我還有沒有30年。”

  前些年,焦波在老家包了1000畝荒山,在山上種松樹、銀杏、核桃、國槐等長得很慢的長壽樹,他想把這片荒山綠化起來,當作一個從這片土地逃離的游子給故鄉的回饋。年紀越大,越惦記家鄉。“等我跑不動的時候,要在老家做一個鄉村電影節。”“不過,我拿不動機器的時候,可能也就完了,也許我會倒在田野里,真這樣離開倒也很輕松。”飯桌上,這位總是充滿熱情的影像界老將,邊拿起筷子夾菜,邊隨意地說。

  去年元旦,焦波在遵義拍《進城記》的現場寫了一首打油詩:“想想這一生,信直不信歪,一條胡同走,碰頭也自在……懸崖不勒馬,苦盡甘自來。老來扎鄉土,認老不認衰,南山弄光影,北山收霞彩。一載又一載,載載無窮哉,自問種花人,何日賞花開?”

  看到朋友們發來的各種慰問消息,他又在朋友圈里回復:“人生夜夜是良辰,抓住不放,很苦很累很享受。”

  文圖 據《新華每日電訊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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